张学良晚年评价杨虎城：杨虎城早年是刀客出身，依靠地方武装逐步起家，长期掌控陕西一隅，在当时诸多实力派中，常被归为地方小军阀。张学良晚年谈及杨虎城，给出了直白客观的评价。他认为杨虎城读书少，是典型性情粗放的老粗，文化根底薄弱，但本心纯良，心怀家国，一心想为国家出路奔走。
张学良晚年谈杨虎城，话说得直。
他说杨虎城是“老粗”，又说他是好人。两个词放在一起，有点刺耳，也有点准确。杨虎城身上确有旧式江湖人物的底子，读书不多，起家靠地方武装，处事有刀客气，可他后来做出的几次选择，偏偏都没有停在守住一块地盘上。
杨虎城生在陕西蒲城，家境并不宽。
少年时做过杂工，后来拉起中秋会，带着一帮乡党兄弟活动在陕西地方社会里。辛亥革命起，他参加陕西民军；讨袁时，他又站到护国一边。这样的履历，和黄埔军校、留洋军官那一路完全不同。
他的军旅起点在乡土、会党、枪声和饥荒里。
这也解释了张学良为什么看他像“粗人”。东北军的张学良出身大帅府，见过外国顾问，熟悉上层政治的礼数。杨虎城不一样。他的军队带着陕军色彩，讲义气，也讲地盘；讲抗争，也难免带着保存实力的盘算。
军阀混战年代，很多人手里有枪，只问今天跟谁打、明天占哪座城。杨虎城手里有枪以后，还一直给共产党人留下活动空间，这一点很要紧。
一九二四年，他加入国民党。
到了后来，他在自己系统里接纳魏野畴、南汉宸等共产党人。十七路军内部长期有进步力量活动，杨虎城心里有数，却没有一刀切断。这个选择不能说没有风险。
蒋介石看地方实力派，最怕两件事，一是兵权不归心，二是思想另有去处。杨虎城两样都沾着。
一九三三年，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，杨虎城没有按南京的想法往死里打。
他通过部下同红四方面军接触，双方达成互不侵犯、共同反蒋抗日的秘密协定。这个节点很硬。杨虎城的地方武装没有变成红军，可它在关键地带让开了一条路。旧军人和革命力量之间，常常不是一下子合流，而是在战场边上先停火、先交换信任、先留下下一次见面的可能。
到一九三五年、一九三六年，局面压到陕西来了。
中央红军到达陕北，东北军被调来“剿共”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守着西北地盘。
日本侵略步步逼近，蒋介石仍把主要力量压在内战上。
张学良失了东北，心里有一口气；杨虎城坐在陕西，也清楚再打下去，东北军、西北军和红军都会被耗死。
逼蒋抗日不是一句热血话，它是在几支军队都快走到死胡同时挤出来的办法。
西安事变里，张学良后来承认，杨虎城不是陪衬。他说名义上自己是主角，可杨虎城有很重的分量。张学良有全国名望，有东北军；杨虎城有西安地盘，有十七路军，还有多年联共的暗线。没有杨虎城，西安城未必能成为那个改写局势的地方。
事变发生后，杨虎城和张学良的分歧很快露出来。
杨虎城不赞成轻易放蒋，至少要有能够约束南京的公开政治文件。张学良选择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，觉得自己一人担责，可以把事情收住。
年轻少帅有他的担当，也有他的天真。
杨虎城的顾虑后来都落到了地上：张学良到南京即被扣押，西北格局被拆，杨虎城成了下一个要被处理的人。
一九三七年春，杨虎城被逼辞去军政职务，随后以出洋考察名义离开国内。
卢沟桥事变后，他多次要求回国抗日。一个被迫离开战场的军人，在全面抗战开始时不能带兵上前线，这比罢官更难受。
他想从苏联方向回到陕北，结果行踪和意图被南京方面掌握。
宋子文来电邀他回国，他信了。回到国内不久，杨虎城便被秘密拘禁。
这十二年，已经不是“粗人”能不能懂政治的问题了。
一个地方实力派若只会看风向，未必走到这一步。他当然有局限，有旧军人的脾气，也有保存自身部队的考虑。可他在民族危急关头，把自己和部队压到停止内战、共同抗日这一边。选择一旦做出，就不再只由他自己收场。
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，杨虎城在重庆被杀，幼子杨拯中、幼女杨拯贵、秘书宋绮云夫妇和宋振中等也一同遇害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杨虎城被安葬在西安南郊少陵原畔，后来被称为爱国民主将领。
张学良活到晚年，再谈杨虎城，话里有批评，也有迟来的承认。
说他粗，不难；说他好，也不难。难的是承认，一个旧社会里滚出来的人，竟在最乱的年代里，把自己的路拐向了民族大义。
那条路很硬，走上去以后，脚下就没有回头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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